徐悲鴻:最好的伯樂

1931年溽暑,江西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的官邸來了一位儒雅的文人,名片遞上,熊式輝趕忙迎了上來,拱手道:“悲鴻先生乃當今大家,能光臨鄙寓,實乃榮幸之至!”

徐悲鴻彼時已名聲赫赫,是中央大學藝術系掌門人,寫生途經南昌,早已有報媒刊登行蹤。主動求見國民黨高官,對于“人不可有傲氣,但不能無傲骨”的徐悲鴻來說,顯然不是他的做派。

肯讓他放棄一回原則的,是素不相識的傅抱石。傅抱石當時在小學代課,聞聽消息,懷揣書稿、印譜與畫作,拜望了徐悲鴻。徐、傅二氏初見,相見恨晚,徐悲鴻十分欣賞這個青衫一襲、潦倒落魄的底層年青人:“你應該去留學,去深造,你的前途不可限量。至于經費,我來給你想辦法。”遂為他出國說項,并為熊氏送上“奔馬”。傅抱石因此去了日本深造。

一次偶然機會,徐悲鴻被一幅水墨人物畫打動,馬上去弄清作者是誰,彼時25歲的黃胄還是西北部隊的一名宣傳員。當即徐悲鴻讓人寫信,叫黃胄再寄幾幅作品來??戳水?,徐悲鴻寫信給文化部領導,建議將黃胄調到北京,創造更好的創作環境。他在不幸中風后,還請愛人廖靜文代筆,給文化部領導寫信,二薦黃胄。

被徐悲鴻發掘于微時的,不止傅抱石和黃胄,還有蔣兆和、吳作人、宗其香、劉勃舒、孫多慈、劉藝斯、呂霞光、呂斯百、李可染等。這些人成為中國美術界的中堅,其中不乏我國近現代很多大師,他們各呈面貌,甚而開宗立派,都是在徐悲鴻的引薦下不斷為人所知。徐悲鴻自己從窮困潦倒的絕境走出來,得到留學的機會,主要仰仗前輩的賞識。等他的名氣為天下知時,徐悲鴻待晚輩或地位差距懸殊的同行特別慷慨,盡自己最大力量成全。徐悲鴻有識人之才,有識人之慧眼,更有識人的雅量、成全人的熱情和能力。

徐悲鴻的傳世畫作中有一幅《九方皋》,取材于《列子》所載的九方皋相馬的故事。畫面中,九方皋站在馬群中,氣宇軒昂,睿智篤定,有一種指點江山、揮斥方遒的氣度。在后人看來,徐悲鴻不就是九方皋的化身嗎?有人評價說:無論是此前還是此后,再也找不出一個中國畫家像徐悲鴻一樣如此熱心于當伯樂,他培養提攜過的人數之多,在中國美術史上罕有其匹。說徐悲鴻是中國美術史上最好的伯樂,決不是夸張,而是名副其實。

除了提攜晚輩,他還起用、禮聘了齊白石、張大千、黃賓虹、古元等最開始處在教學體制外的藝術家,充實到師資隊伍,讓在野的民間畫家步入了學府的殿堂;他作為美術活動家,幫齊白石出版畫冊、向歐洲推薦齊白石。這位畫壇“最好的伯樂”,對中國美術的影響是巨大的,乃至今天,仍有余脈。重提徐悲鴻及其伯樂精神,在當今高等學府還要提倡回歸常識、回歸本分、回歸初心和回歸夢想的語境下,是高校極好的參照系。

徐悲鴻對中國美術的另一大貢獻是,他主張用西方寫實主義來改造中國畫,改良了中國的“八股山水”。當時的畫壇,死氣沉沉,以模仿古人為能事,保守勢力相當頑固。他給予猛烈的抨擊,深感“中國畫學之頹敗,至今日已極矣”,提倡對民族藝術加以取舍、改良,形成了自己的藝術改良理論:“古法之佳者守之,垂絕者繼之,不佳者改之,未足者增之,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。”他對西方藝術的態度是先分辨我們需要學什么,哪些是精華,不照搬不臨摹,而是有重點地取舍,既要致廣大,又要盡精微。

比如他畫的馬,完全是水墨,大塊地使用墨色寫意,這在以前是沒有的。他很注重體積感、透視感的表達,這是西方的大藝術家最擅長的,徐悲鴻很巧妙地用到中國繪畫中。這種透視給人特別強烈的視覺沖擊,他常畫的奔馬、雄獅、晨雞等,給人以生機和力量。徐悲鴻的素描和油畫滲入了中國畫的筆墨韻味,創造了新穎而獨特的風格。作為中國美術院校最早的海歸教授,徐悲鴻憑著一種成熟理性的專業敏感,在極其艱難的時代,為中國畫蹚出了一條新路。乃至今日,他擔任首任院長的中央美術學院把“盡精微、致廣大”作為校訓,大概就是向這位丹青巨擘和這種藝術創新精神表達敬意和繼承吧。

《中國教育報》2019年01月02日第4版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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